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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印花加盖票发行一百多年来，中国集邮界对于这枚小1元旧票曾有过种种议论。笔者试就本人若干年来研究所得的一些初步见解，介绍于下，供同好探讨及批评指正。
一、 谈到小1元旧票，当然要牵涉到全部小1元邮票。历来传说小1元的成因是：国家邮政建立后，因需用高面值邮票，就将上海海关印而未能使用的面值为3分的红色印花票首先加盖当1元备用，但加盖两版(从前认为是每版20枚，以后经研究版式后认为应该是25枚)50枚后察觉“当壹圆”的字体太小，故改为大号字体的“当壹圆”。又传说当加盖完毕后，小字“当壹圆”并未销毁，而是与大字加盖票一并交邮局窗口出售，而海关造册处职员费拉尔就在邮局窗口排队买到一批小1元，以后陆续出售与集邮家，到他去世时尚未卖完。根据几十年来费拉尔为中国邮政进行加盖邮票中所做的手脚逐步暴露出来的事实，笔者对过去所谓他在邮局窗口排队买到小1元的说法有怀疑。以他监印加盖票的身份，恐怕不必混在普通老百姓中去排队购买邮票。他邮集中的印量较少的加盖票如小龙加盖大字邮票(即俗称“北海票”)，红印花小4分票，以及各式各样的倒盖、复盖、漏盖等等变体票，难道都是他排队买到的吗?费拉尔生前和去世后其遗孀出售的小1元有据可查的有十余枚，未为人知的应该还有一批。
二、这枚小1元旧票是费拉尔送给其亲戚雷本的。雷本在1927年4月连同其它红印花票共一框卖给陈复祥。陈复祥在同年5月卖给袁寒云，袁嫌票有揭薄之处，用裱画的方法进行了修补。袁寒云在同年稍晚时期卖给了外国邮商布许。布许在1929年卖给福州集邮家阮景光，1931年阮景光又卖给布许。布许又在1932年卖给刘子惠，刘子惠在1944年让给马任全，马任全出于爱国热忱，了解到我国邮电部邮票资料室(中国邮票博物馆前身)中尚缺中国邮票中最珍贵的红印花小字当1元邮票，就在1956年7月将它捐献给国家，得到了集邮界的一致好评。这枚小1元旧票在半个多世纪中被易手十次，最后终于在国家级博物馆中找到了归宿。
三、1元旧票的品相不佳，首先是背面有揭薄，虽经修补，仍是残次品，所以有些集邮家不敢问津。周今觉先生喜欢新票不喜欢旧票，所以这枚小1元旧票虽然四度经过他手，而他始终未能下决心留下。其次，票面上部盖销了八卦戳，戳色有的浓有的淡，而且有复盖痕迹，从集戳的角度上看，也属品相欠佳。有人认为邮票顶部有损伤，票面纸张、邮票图案并无损伤，盖戳掩饰之说不能成立。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某邮学家忽然宣称小1元旧票背后并未揭薄，引起了一些集邮家的议论。因为多少年来集邮界一向知道其背面确有揭薄，后来曾经袁寒云修补过，如何突然变成并无损伤?后来经中国邮票博物馆保管部负责人取出这枚旧票详细察看，发现此票背面确有破损并经贴补修理过，这位负责人曾将察看结果在集邮报纸上刊载，这项“背面无损”的谣传就平息了。
四、旧票上的邮戳到底是何人所盖，为什么要盖销?这是小1元旧票长期以来的谜团。小1元旧票易手次数之多，在小1元中是名列前茅的。但其流传有序，是集邮界熟知的。首先是由费拉尔送给雷本的，雷本得到的是旧票，曾放在镜框中悬挂在其家中墙上。雷本不可能将一枚新票盖戳变成旧票的。
其次好像也不像费拉尔自己盖销的。费拉尔通常保存新票。偶尔也在特殊情况下搞些盖销票，所用邮戳往往使用他在日本亲自设计和监制的中英文大圆日戳。例如在小龙加盖大字票上和万寿再版大字短距4分倒盖票上盖销1897年5月8日的北海大圆戳；又如在万寿再版加盖大字短距2分四方连左方两枚漏盖以及同票加盖移位变体方连等上盖销1897年5月25日河口大圆戳(此戳始终未发给河口邮局)等。各票所盖邮戳都异常清晰工整。费拉尔决不会使用无日期的临时刻制、做工粗糙的八卦戳来盖销邮票。
五、既然雷本和费拉尔都不可能去盖销八卦戳，唯一可能的只有邮局了，是哪个邮局呢?上面已交代过，小1元旧票上的八卦戳盖销在邮票顶部，八卦的条纹浓淡、粗细不同，部分是复盖，辨认相当困难。而且八卦戳是成对刻制的，正、倒代表两个不同邮局。因此历来很少有集邮家对这枚小1元上的八卦戳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但科学是不断进步的，邮学研究也如此。1984年10月出版的《红印花邮票》上编中记载了根据八卦条纹的粗细、间距等不同区分30个不同邮局的办法。笔者在小1元旧票的放大照片上仔细观察了票上八卦戳的特征，认为应该是上海邮局使用的八封戳。笔者并大胆推测，费拉尔既籍其工作的便利，取得了一批红印花小1元邮票，除自存和陆续出售外，对于其中1枚品相不佳有揭薄的不易出售，就用来在信封上实寄给他外地熟人，并说明对方收到后将封上邮票退回。上海邮局用八卦戳盖销后发出，而收信人大概不是集邮者，不知保留整个信封或剪成剪片，而是随手从信件上撕下退回，就成为一枚次品了。
